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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沪率先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,孵化人又将迎来一个春天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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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头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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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|史慧芳  

编辑|六耳

来源|创头条

1959年,美国有一位叫约瑟夫·曼库索的商人,经营着一栋85万平方英尺的大楼。后来,他决定把这个大楼分隔成小单元分租给不同的小企业,同时向这些企业提供融资、咨询等服务来促进它们成长。

大楼内恰好有一家养鸡企业,小鸡时常活蹦乱跳。曼库索正是从中获得了灵感,于是把这种经营模式命名为“企业孵化器”。

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孵化器。后来,这种模式逐渐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各地。

1987年,武汉东湖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企业孵化器。到2018年前后,中国孵化载体的数量达上万家成为“世界之最”。然而,在经历了一段“天天有新增,到处是载体”的时期之后,不少地方的孵化载体发展陷入困境,不得不开始思考“新的方向在哪里?”

近半年以来,北京、上海两地先后宣布着重培育“标杆孵化器”。有人欢呼“孵化器(人)的春天来了!”,还有人感到孵化器最好的时代过去了。

那么,这是否意味着国内孵化器行业进入升级发展的新阶段?它能否脱离政策“哺育”实现自力更生?其中,“鼓励国资孵化器团队通过入股在孵项目”等制度性突破能否实质激发更大的创新发展活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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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上海打头阵,培育标杆孵化器

改革是一个法宝,创新往往与改革接踵而至。很多突破都是从改革创新开始的。

在打造标杆孵化器方面,这次北京和上海都走出了开创性的步伐。

今年4月,上海就《上海市标杆孵化器培育实施方案(草案)》向公众征求意见。此前不久,北京刚发布了《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(2022—2025年)》。

那么,何为“标杆孵化器”?

上海方案给出的定义是:标杆孵化器是以全球一流孵化人才为核心牵引,聚焦高科技创新策源、颠覆性科技成果转化、硬科技企业孵化以及全要素资源整合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服务机构。

可以看出,孵化人才、高科技创新、硬科技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创新创业服务都是关键词。

两地也都为培育标杆孵化器立下了flag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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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实现到2025年的培育目标,两地也都列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。

创头条(ID:ctoutiao)梳理了两份文件中的亮点,与传统孵化器相比,标杆孵化器无论在技术、人才、融资,还是市场资源对接上,都能够为企业提供更高能级的服务。

在创投圈有一句话,“没有基金的孵化器都是耍流氓”。也有观点认为,孵化器若没了投资功能,就像缺少一条腿,也缺少灵魂。

相对于各种资金对接,基金的建立也是孵化器最大的亮点。

在金融赋能上,北京支持标杆孵化器成立早期投资基金;鼓励联合设立概念验证基金;支持北京四板打造科创孵化板;鼓励孵化器上市融资和发行REITs基金等措施。

上海提出,强化对投孵联动的引导,设立上海科技创新基金孵化子基金,支持标杆孵化器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(REITs)等。

此外,“鼓励国资孵化器团队通过入股在孵项目实现退出”等制度下突破也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。

上海鼓励国资标杆孵化器创新模式,畅通利益共享机制,允许国有孵化团队持股孵化。而北京也支持具备条件的国资孵化器培育标杆孵化器,创新体制机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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孵化器(人)的春天来了

对于此次北京、上海两地争相打造标杆孵化器,有行业内人士慨叹孵化器最好的时候过去了,也有人惊呼孵化器的春天来了。

“过去30多年,都是量变,还没有到质变的时候。如今孵化器面临产生质变的阶段。”上海火炬众创孵化博物馆馆长范伟军对创头条(ID:ctoutiao)说。

在两地的新政中,北京率先提出标杆孵化器要具有专业团队、专业平台、专业早期投资和专业化产业链供应链服务能力。

上海也谈到,充分发挥专业孵化人才、科技领军企业、知名高校院所、顶尖投资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作用,促进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和人才链融合发展。 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孵化行业的规则变了,赛道变了,场景变了,人也变了。

北京、上海两地都鼓励通过开设技术转移教育等多种方式培养一批懂科技、懂创业、懂资本、懂市场、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;鼓励组建“超前孵化”合伙人团队,进行未来产业布局,组装一批硬科技创业项目,加速高精尖技术产品化和产业化。

北京提出,要挖掘和引导具有技术背景的硬科技投资人、资深产业服务专家、具有成功转化经验的科学家、业界知名产品经理和优秀的连续创业者等“五路大军”开展硬科技孵化服务。

北京创业孵育协会理事长、韵网创始人颜振军表示:“北京的标杆孵化器政策,指明了一个很好的方向,就是它鼓励孵化器深入到产业之中,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,撬动整个产业链,为创业企业接入各种服务,价值才更大。”

一个优秀的孵化器,除了具备清晰的产业、专业定位,具备创新链、垂直产业生态圈、资本链、孵化链。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,能源源不断地生产“毕业”企业。

上海也提出,引进转化经验丰富的科学家、跨学科交叉人才、科技创投人才、知名职业经理人、连续成功创业者及具有海外工作(含创业)背景的归国人才。 

范伟军谈到,“在这种新的场景赛道和规则下,整个孵化行业都将在一种新的规则、新的体系、新的模型下,去实现价值。孵化器、孵化人也要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,跟进产业升级,来适应新角色。”

回顾过去的孵化模式,1.0时代的孵化器就像是办公界的“群租房”,主要为初创团队提供相对低廉的创业场所。孵化器的营收也依赖空间租金和政府补贴。

2.0时代的孵化器像是“服务员”,除了提供出租办公场地还提供公司注册、政策申报、科技成果对接等基本的企业服务。

如今的孵化,已进化到“陪伴创业”“精准帮扶”的阶段,除了具备以前的功能,还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,比如持股孵化、产业互联等。

显然,如今的孵化器行业已经进入蜕变期。

“这包括从孵化器的数量到质量蜕变,从综合孵化到专业孵化的蜕变,从免费的基础服务到价值提升的蜕变,从企业后端向项目前端的蜕变,从‘二房东’到持股孵化的蜕变……”范伟军认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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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荡30年,孵化器跑出加速度

回望过去36年,中国的孵化器有过一片繁荣的景象,也经历过大浪淘沙和残酷洗牌。

1987年,中国第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——“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”成立。2012年底,,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为1239家。

在过去十年,中国创业孵化载体建设跑出了发展加速度。这主要是缘于“大众创业,万众创新”的浪潮奔涌,各地出台各种扶持创业孵化的政策,孵化器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。

2018年前后,中国孵化载体的数量已经成为“世界之最”。当时,几乎成为“天天有新增,到处是载体”的时期,手持几页PPT就能融资。

当然,大多数孵化器也都能拿到政府补贴,赚得盆满钵满。

作为一个存在刚性需求的行业,孵化行业逐渐朝专业化方向发展,构建了“众创空间-孵化器-加速器-科技产业园”的科技双创服务体系。 

截至2021年底,全国各类创业孵化载体迅猛发展,数量已达15253家,稳居全球第一。其中,科技企业孵化器6227家,众创空间9026家,加速器880余家。

此外,科技企业孵化器内在孵企业24.4万家,累计毕业企业21.6万家;众创空间服务初创企业和团队45.4万个;众创空间内累计获得投融资的创业团队和企业9.2万家,金额达到7723亿元。

2021年当年,孵化器内1.6万家在孵企业获得社会资本投资1227亿元,众创空间帮助2万余个创业团队和企业获得投资,总额超过897亿元。

从孵化器内走出了寒武纪、科大讯飞、大疆创新等一批科技领军企业。

目前累计有超过6500家创业孵化载体在孵企业和毕业企业成功上市。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中,有102家为孵化器毕业企业。 

在毕业企业和在孵企业纷纷上市(挂牌)的同时,一批中国创业孵化机构也成功上市(挂牌)。

优秀的创业孵化器,能孵化出一批伟大的企业。

事实上,2018年已经是狂欢结束的开始,投资人和创业者开始在失败中领略九死一生的残酷。孵化器行业发展开始遇到一些困境。无论是吃政府补贴,还是享受免租金或者低租金都开始行不通。总之,“二房东”的发展模式越来越狭窄。

于是,整个行业在探索之余开始反思——接下来应该怎么走?是强化产业属性,傍上大企业并成为其生态的一部分?还是强化投资属性,傍上有实力的投资机构并补足其投后服务职能,获得投资的超额收益?

这是近年来业内讨论、探索最为明显的几个方向。然后,它们最终孰优孰劣尚无定论,探索也没有停步。

“痛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随着北京、上海两地创业孵化政策率先开始突破,孵化器(人)有理由相信通过深化改革、创新将迎来新的春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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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|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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